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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伯明翰到北京:一段个人的旅程

    我花了四十四年,才终于和抓马宝贝相遇。
     
    我的旅程始于我的想象,早在我2009年11月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自从我来到抓马宝贝的那天起,它的成长和发展已经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它对我生活带来的改变,我很难简单的描述给你们听。但在抓马十周年之际,我想把我前45年的故事分享出来,因为这几乎是我与抓马故事的开始。那么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吧……
     
    1964-2008年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家起居室的书架上有一本《读者文摘·世界地图集》,当时我们住在石林公园3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街道有这样一个外来名称:这边没有公园,房子也不是石头做的,也绝对不是建在在绿树成荫的树林中间。)书籍是我们的房子里的珍宝,而这本书(同厚厚的新伊丽莎白参考字典一起)是我最喜欢的。这本书出版在1961年,也是我出生的头三年,在童年被无聊吞没之时,它陪伴着我度过漫长的懒散夏日或寒冷的冬夜。
    新伊丽莎白参考字典 & 地图集
     
    我会花很长时间,在图集的书页里用手比划着学习每个地图的形状、线条、颜色和遥远国度的名字。即使用孩子们的高标准衡量,我也是一个奇怪的小男孩,读者文摘和超级热爱旅行的爸爸,一起点燃了我旅行和探索世界的欲望。
    书里面有两张地图我特别喜欢看。第一张是一张翻页的地图(第10页和第11页),颜色鲜艳,名为《欧亚大陆》。我很喜欢用手指画一条线,丈量从不列颠群岛跨越半个地球到北京的距离。第二个是64和65页的另一个双页,题为“华东”。在那里,我可以仔细观察这片广阔大陆的细节。北京(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在我看到的这些名字日期里,地图给我构建了一个不同的时代,也附带了一些数据统计。地图上写着:
    “中国——面积:3,759,000平方英里;人口:70,000,000;首都:北京;货币:100分=1元。中国虽然一半被山覆盖,但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面积最大的肥沃土地。”
    《欧亚大陆》地图
     
    北京,这个名词从我的英语中蹦出来的方式,激起了我的想象。可以说,从6、7岁左右开始,中国和北京是我在广播、电视、谈话和学校里一直留心听的词。首先我了解到了长城(我非常想相信从月球上可以看到长城的神话),然后通过电视和电影中的流行文化描绘了中国——通常是非常英国中心主义的,而且往往带着种族主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了解了末代皇帝、兵马俑、紫禁城、鸦片战争。当我读到J·G·巴拉德的半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un)时,我被彻底迷住了,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男孩,在残酷的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的拘留所里幸存下来的故事。
    《太阳帝国》海报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决定要当一名演员。我发现我可以在舞台上发挥我的想象力。从那时起,这就是我上学的唯一目的——学习到能够登上舞台的足够的东西。1983年,我离开家到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现为诺森比亚大学)学习戏剧。 在大学第二年,我们的导师选择了戴维·黑尔的《翻身》,这个故事讲述中国革命如何改变长弓村农民的生活。(译注: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实为位于山西潞城市的张庄,作者把“张”字拆开,称张庄为“长弓村”),作为表演系学生的结课作品。我不记得我扮演的角色了,但我记得制作得很好,威廉·辛顿(译注:美国记者,中文名韩丁)的同名书激发了这出戏的灵感。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辛顿的两本书,对我想象中的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这个史诗般的国家和文化有了终生的迷恋。十年后,我回到家去看望父母,就在他们搬家之前,我找到了《读者文摘·世界地图集》,从此这本书就一直和我在一起。
    地图集
     
    到1988年,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是在兰开斯特的Dukes TiE剧团当演教员。一年后的6月5日,彻夜看完电视新闻之后,我在兰开夏郡东南部奥斯瓦尔德斯特维尔的一所中学里表演了我们的教育剧场项目《人群中的声音》。这个工作坊,真的吸引了一班非常好奇的15岁孩子。我记得我非常渴望分享我对想象中的中国的了解。和我一起工作的小组里的一个女孩承认,她并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哪里。这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太遥远了,她无法把街上的中餐馆和一个人们生活的土地联系起来,更不用说这片土地滋养的古老文化了。我记得我很快就用记号笔复制了从家里地图集里的欧亚地图的第10页和第11页,并把我的记住的内容写在了一些废纸上。我们深入交谈之后,她说她想“有一天自己看看。”我很好奇她是否真的这样做了。
    世界各地到北京的距离
     
    时间快进到1998年5月。Ceri(当时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去宁波看望在那里教了两年英语的母亲,从中国回来后,她和我分享了从英国到宁波、普陀山、上海和北京的旅程,她给了我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她丰富多彩的经历、想法,并把一路上发现的东西贴在笔记本上。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个本子。我们从1996年才开始合作,但她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开始爱上她,但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才开始追她。但是我很清楚的是,有一天我想追随她的脚步。
    Ceri的笔记本
     
    再快进到2008年10月。我和Ceri结婚了。李婴宁教授、她的女儿昉昉与大卫·戴维斯教授和一名翻译在 Big Brum 的排练室会面。1999年我成为了Big Brum的艺术总监。我做的第一个决定是邀请大卫成为我们的教育顾问。大卫是婴宁的老师,自1996年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回到伯明翰,作为英国文化协会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婴宁去拜访了大卫和Big Brum 。前一天我们和公司同事一起看了我在沃尔索尔一所学校演出的戏剧《玩忽职守》。在我们的会面中,婴宁与我和大卫分享了她非凡的个人和职业生涯,包括她为在中国发展教育戏剧和教育剧场而奋斗的历程。我立刻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位勇敢而令人鼓舞的女性,她决心在她的祖国发展我们的事业。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作为交流的一部分,我将回访上海,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一周,然后我将与婴宁一起去北京,参观她担任顾问的这个名为抓马宝贝的新教育戏剧组织。
    我很激动,因为能够分享我热爱的事业,分享我生命中持续了21年投入的事业,去这个我7岁就想去的国家;参观长城、长陵帝王陵和西安兵马俑,这简直就是梦想成真。
     
    2009年11月
     
    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那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十一月天,我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戴围巾。天哪,我当时在想什么?婴宁给了我一条围巾,这条围巾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婴宁的围巾
     
    我上飞机时根本没有中国签证!我到底在想什么!???虽然有一些紧急措施减轻我的愚蠢带来的后果,但说来话长,任何减轻的情况都不能充分解释我的愚蠢。事实是,简而言之,在我要去旅行的前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中国签证!婴宁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解决了签证问题(在讲英语的女婿的帮助下)。我必须承认在13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上,我相当焦虑,担心落地之后会发生的各种事。但婴宁帮我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我将永远感激。我有时会想,如果我因为我的愚蠢没有顺利地第一次去到抓马宝贝,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是在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上午8点。我和王威和她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餐。同一天下午2点,我第一次从电梯里出来,来到抓马宝贝的门厅。那时抓马宝贝才成立三个月。所有的东西都是闪亮的、崭新的、明亮的白色,包括地板。它很漂亮,但与我以前看到的3-8岁儿童场所有所不同。我对新的工作室和图书馆感到惊讶,也对大厅里那座奇怪的大白马雕像感到有点困惑。我忍不住一直在想,他们得时时刻刻打扫那块白色的地板吧,事实上也差不多。
    早期抓马的教室
     
    至于我观察到的课程,抓马宝贝是一所学校,一所基于东欧传统音乐、舞蹈、声音和戏剧技能培训模式的表演艺术学校。孩子们花30分钟学习其中一项,铃声一响就会换到下一项。 首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老师Coco,她有一副优美的嗓音。孩子们相当自觉地跟随着她的引导,我想她说的中文应该是“现在,跟我唱,一,二,三……”
    下一个铃声把我带到芭蕾舞工作室,里面有一面墙长的镜子,还有一位面带着固定微笑的俄罗斯老师。事实证明,她很和蔼,但很严格,不过她要求学生们做动作的姿势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墙上的镜子提醒孩子们——“你们真的不太擅长固定住舞蹈动作。”我记得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紧张地拉伸着一只像小玩具忍者龟的腿,好像他反复对自己说‘我是个男孩!我是个男孩!’
     
    随后,我们跟随一位非常年轻开朗的老师——小雪进行了口语表达与发音练习。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的眼镜看起来到底有多大,以及孩子们跟着热情她做发音练习有多难。
    最后,铃声再次响起,我们被带上楼,来到楼顶那间精致的圆顶戏剧工作室。在这里,安德烈在曹曦的帮助下,在四个看起来相当困惑的孩子身上练习他的贾克乐寇训练(译注:法国戏剧大师贾克·乐寇Jaques LeCoq的表演训练方法)。安德烈和曹曦用经典的哑剧的方法,表演寻找玻璃墙,他们用手掌摸索着寻找玻璃门。他们鼓励孩子们模仿老师。最后,“门”被曹曦发现了,他打开它,像安德烈所希望的那样爬进去。孩子们却决定不模仿曹曦的模样。于是曹曦只好耐心地爬回“门”的一边,再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另一边。这节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像之前的音乐、舞蹈和声音课一样,孩子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些。没有目的,没有故事,当然也没有戏剧。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在起作用。
     
    后来,大家同意我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和王威见面吃饭。当我们站在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婴宁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不是教育戏剧。”我摇摇头表示同意。
     
    “你得告诉他们真相,”她补充道。
     
    “真的吗?”我说。
     
    婴宁点点头。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见面吃饭。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和曹曦谈话。他显得很保守、很谨慎,这不是我有过的最轻松的谈话。我完全理解他的戒备和防御,因为我是另一个非常有「意见」的外国「专家」在评价他的工作。这点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提醒,信任不能被要求或期望,它必须通过我的努力赢得。
     
    我尽可能委婉的指出了我认为抓马宝贝目前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做的不是真正的“教育戏剧”。真相是残酷的。一定很难接受。但王威有勇气听我说完。然后她说她想做教育戏剧,并请我帮助他们。我告诉她这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王威说,如果这是她要做的,她会做的。这是我对她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充满了钦佩之情。
     
    第二天,我和王威、婴宁在酒店房间里花了八个小时讨论如何才能让抓马宝贝成为一所教育戏剧学校。王威问了得有一百多个问题,并把每个问题的答案都写了下来。
     
    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我和王威在我的房间里又花了8个小时讨论如果我在抓马宝贝公司工作的话,我需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一所学校已经开学运营,每个周末都接待家长和孩子时,你如何彻底改变课程?此外,当工作人员甚至不知道教育戏剧是什么时,你如何开始练习教育戏剧,更别说如何教它?
    Chris和曹曦在工作中
     
    还有另外两个主要的考虑因素。第一个与孩子的年龄有关。教3-5岁的孩子教育戏剧是极其复杂的,需要大量的技能才能做好。第二个是语境。中国不同于西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如何体现在文化,特别是教育文化中,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的问题。通过观察这些课程,我可以看到,虽然这些孩子和我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教过的数千名儿童一样,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只是不能确定到底有什么不同。 由于我没有观察过孩子们在教育戏剧课堂中的表现,这使得评估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些课程中,我观察到孩子们正在接受技能培训,培训采用了一种传播模式:老师站在最前面建模,并给孩子们下达模仿指令。但在教育戏剧中,老师更像是一个协助者,一个能让小组成员获得他们的经验和技能的共同学习者,以使孩子们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这种教学给孩子们更大的自由,但需要他们更多的想象力、创造性和智力。我不知道孩子们和抓马宝贝的老师们会如何应对这种动态的课程,尤其是当老师们在工作中学习的时候。
    Chris的讲座
     
    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教育戏剧模型,我觉得抓马宝贝可以实现。这是一种戏剧创作方式,它依赖于故事提供的强大结构,特别是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它们提供了强大的形式和内容(道德价值观以及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它高度依赖于教师(这让教师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当教师在“盲目”工作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正在从戏剧学校的培训模式转变为学习如何教授教育戏剧),非常戏剧化,给孩子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集中注意力/凝视的强有力的东西,通常是老师扮演的角色。
    当时,我同意在第二年完成抓马宝贝的教学计划,定期跟王威打电话分享进度,回中国培训员工。我也在摸索着工作,当我试图按照我的计划进入老师和孩子们的头脑时,伯明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有时甚至比我小时候盯着地图册看的时候还要大。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个挑战中,分享我在这个领域工作21年所学到的一切。由于我的专业更偏向教育剧场,而不是教育戏剧,这也意味着我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我在不太熟悉的背景下,我对什么都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几乎都处在同一种情况下——摸索式工作。我们必须直面知识的鸿沟,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过去;慢慢地感受我们共同前进的道路。
     
    2010年11月
     
    2010年11月17日我回到北京,那天晚上我和王威、曹曦团聚,感觉和前一年相比非常不同。
    Chris的机票
     
    从3月初到10月底,我拟了一份长达72页的《教育戏剧简介》,完成了一份54小时的3-7岁儿童教学计划,又把教学计划延长了36小时,并开始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威深入地交流。我开始获得了王威的信任。我准备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努力去赢得曹曦和安德烈的尊重和信任。
     
    这次访问对于将抓马宝贝从戏剧技巧训练转变为教育戏剧至关重要。大家一致同意先由我开示范课,然后再密集培训曹曦和安德烈,让他们有足够的理解力来领导教学部门。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开门见山,带领一帮4岁孩子完成教育戏剧课程,开始对曹曦和安德烈的培训。
     
    我选择了《小男孩与癞蛤蟆》这个故事,根据我的经验,针对4岁非英语母语的孩子,围绕这个故事策划的戏剧能够涵盖所有教育戏剧艺术形式的基本元素。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但如果做的好,可以创造复杂的意义。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上完两个小时课的时候,曹曦和安德烈脸上的表情。混合了震惊和喜悦,有很多深思熟虑的沉默。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用,但至少我们有一个非常聚焦的学习起点,开启我们接下来的两周以及未来的学习旅程。我们开始解构自己的经验,不厌其烦深入到每一个细节,然后把我们学到的东西重新付诸实践——我的第二个故事是《侏儒怪》。
     
    这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和深度的访问,我们试图在抓马宝贝种下教育戏剧的根。我通过在我的同伴面前教授《小红帽》、《三只小猪》、《三只比利山羊》和《羊毛衫》,探索了中国孩子对教育戏剧的反应,获得了一手资料。曹曦是我的翻译,一线教学的共同经历形成了我们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纽带,这将在我们的余生中延续下去。我还应邀做了一个关于《戏剧的必要》的讲座,并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分享DICE研究成果。我还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60名3-9岁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举办了一个工作坊。
     
    第二次去看抓马宝贝,标志着我从童年开始的中国之旅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它确立了我作为抓马宝贝艺术顾问的角色,通过实践建立了我和同事们的信任和尊重,特别是王威和曹曦对我的信任。这对之后9年里发生的一切都至关重要。后来,我建立起与王威和曹曦的连结,并把这种关系延伸到教学部门的其他老师,然后是抓马宝贝的其他部门。我的角色从教师、培训师到顾问、教学督导,我参与了教育剧场项目、创造力课程、青年剧场、游戏实验室;共同经历着抓马宝贝从海淀搬到朝阳,从学校到中心的转变;参与蓝图战略的制定,包括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对伯明翰的国际访问;参与了“直面鸿沟”的国际项目,参加了今年的十周年庆典和会议,并设想了我们未来十年的旅程。
    Chris和抓马教师团队
     
    微信的出现使我和王威、曹曦、安德烈和其他人开始定期沟通。从最开始的每月一次,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参与中心的事务。也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抓马宝贝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中心。到目前为止,我已经25次来到抓马宝贝,每次都停留10天到一个月。这要特别感谢我妻子和家人的理解和宽容,以及他们积极参与了解,甚至投入了抓马宝贝的工作。我在这里种下了新的根,找到第二故乡,也找到了一个中国大家庭。我们一起分享了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所带来的所有磨难、欢乐和成就。但说来话长,那将是另一个故事! *2008-2010年DICE项目是一个量化纵向项目,涉及12个国家的5000名儿童和青年,研究教育剧场和戏剧对《欧盟里斯本条约》界定的教育能力的影响。我是英国项目负责人和《改变世界》(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一书的编辑,该书是基于项目合作伙伴实践的教师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包括免费下载研究和教学资源),请访问http://www.dramanetwork.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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